五四运动前后,北京大学成为新思潮的传播中心。图为1918年6月北京大学文科哲学门第二次毕业生与老师在北大办公处门前合影。前排左五为蔡元培、左六为陈独秀、左七为梁漱溟,中排左四为冯友兰
如同政治生涯的坎坷曲折一样,陈独秀的情感世界也是缠绵起伏,让人捉摸不透。陈独秀一生有过四次婚恋,他的一生似与“四”有缘:四次被捕,育有四子二女。
1897年冬,陈独秀18岁时与高晓岚结婚。高晓岚长陈独秀三岁,为安庆统领高登科之女,因高与陈的嗣父陈昔凡熟悉,又门当户对,才有这门亲事。高晓岚因自幼受继母虐待,虽是将门之女却目不识丁。她恪守妇道,足不出户,思想保守。两个人越来越没有了共同语言,夫妻关系日趋恶化。说来也巧,比高晓岚小10岁的同父异母的妹妹高君曼,是个新派女性,爱好文学,曾在北京女子师范学院学习,对姐夫陈独秀从崇拜到爱慕。
1911年,陈独秀在杭州与高君曼结为伉俪。这引起了全家的反对。嗣父陈昔凡认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比陈独秀干革命还难以容忍,骂他败坏门风,扬言今后不许他俩踏进陈家的大门。高家也认为两姐妹同嫁一人为礼教所不容。离经叛道的二人凭着坚决“自由恋爱”的倔劲儿,不顾家庭的反对和舆论的指摘,陈独秀干脆带上高君曼私奔,从此形影不离。到1912年陈独秀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时,他与高君曼住在安庆城宣家花园内,同高晓岚的夫妻关系已名存实亡。
高君曼跟着陈独秀走南闯北,颠沛流离,初时尚能忍受,时间一长,总断不得埋怨争吵。1921年,陈独秀在上海创建共产党,无法顾家,家中三次被抄,陈也被捕过,高君曼已经无法忍受这种日子,他们之间的感情也日渐淡漠。据亚东图书馆的汪原放后来说:“他们夫妇常吵,吵得厉害的时候,老要叫大叔(即汪孟邹)去调停。有一次大叔对我们说:‘仲翁脾气真不好,暴躁、性急。君曼总是哭号。其实,陈仲翁是黄茅火性,发起来,不可收拾,过一下,又好了,没事了。君曼也很强,不肯让。’”
陈独秀与高君曼之所以经常争吵,除了性格和生活琐事外,也因高君曼还听到了许多有关陈独秀在外面寻花问柳的传言。同时,陈独秀的执拗和对家庭的不关心终使二人渐行渐远。1925年,高君曼彻底心灰意冷,带着孩子离开上海,到南京去住,那里有陈独秀在“二次革命”失败后购置的10间草房和几十亩地。
1930年,在三个子女惨死(陈延年、陈乔年被国民党杀害,陈玉莹得知消息后悲伤而死)后,高君曼一病不起,悲怆离世。
大约在1925年,也就是陈独秀与高君曼感情破裂之时,陈独秀去医院看病时认识了一个叫施芝英的护士(一说医生)。当时施芝英20多岁,正当妙龄,这引起了40多岁的陈独秀的注意。二人超越年龄的界限,相互吸引,并秘密同居。但这段躲躲藏藏的恋情时间不长,可能是迫于党内的压力(党内同志都以为陈独秀失踪了),大约一年后便中止了。施也嫁于他人。
陈独秀被撤职后,心灰意冷地回到上海,隐姓埋名,在永里租界居住下来。在陈独秀的楼下住着一位叫潘兰珍的年轻姑娘。两人因同住一栋楼,不时会打个照面,时间一长,两人竟在眉宇间产生吸引,生出爱情。潘兰珍,江苏南通人,1908年生于贫苦农家,较陈独秀小29岁。1931年前后,陈独秀与潘兰珍结为夫妻。二人婚后仅凭潘兰珍在烟草公司做工的微薄薪水度日,陈独秀一直未将自己的真实身份说出。
陈独秀被捕时,潘兰珍因和陈发生小争执已在一个月前回娘家去了。当她从报上得知自己的丈夫原来就是政府通缉已久、大名鼎鼎的共产党总书记时,十分震惊。陈独秀被捕后,为了不牵连潘兰珍,提议与她断绝关系,但潘却不畏艰险,立即收拾行装,赶赴南京。她到南京后租了一间小屋,就近照料陈独秀。晚年的陈独秀贫病交迫,她不但不嫌弃,而且一直陪伴着他,料理他的生活。这是陈独秀晚年不幸中的唯一幸事。
陈独秀人生的最后四年光景,是他最为苦闷、孤独、痛苦、绝望的四年。
1942年5月27日,陈独秀在江津逝世。5月29日,《江津日报》上刊登了陈独秀的死讯,其中写道:“陈先生死得不松活,在床上拖了10多天才落气。”
陈独秀临终时嘱咐潘兰珍:“今后一切自主,生活务求自立。”潘分得了陈独秀的一部分稿费,另嫁他人,后丈夫也病故。1945年抗战胜利后,她回到上海,在浦东一所小学做炊事员,与18岁的女儿凤仙相依为命。1949年10月30日,在孤寂与病痛的折磨中,潘兰珍病故,年仅41岁。